政府打压下获客成本低至2分钱 印度市场值不值得深耕
此前,一首中国老歌《一剪梅》走红海外,在TikTok上,海外网友对该曲进行模仿与再创作,引发刷屏、热议。这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阶段性成功的一个写照。
但就在几天后,6月29日晚间,印度政府突然宣布,由于担心来自中国的部分App会威胁到“印度的国家安全和防卫,并最终侵犯印度的主权和完整性”,将禁止这些公司开发的 59 个App,包括TikTok和微信。
一周之后,TikTok等应用在美国市场也面临艰难局面。
形势很不乐观,这对于今年重点布局全球化的互联网公司来说,可谓一记重击。事情向着愈加严峻的方向发展,中国企业出海备受打击,下一步该如何破局?
他国之量:市场诱人,局限颇多
印度市场是中国企业出海和国际化战略非常重要的一环。
“印度市场虽然从标准化和社会体系的信用和有效性上,不一定会有中国这么高,但印度市场无疑是中国境外市场里面最大的,因为它人口多。”
在接受新浪科技采访时,星瀚资本创始合伙人杨歌分析,对于中国企业而言,印度市场的价值在于:
首先,印度市场与中国的第一个社会类型有相似的地方(当然不是完全类似),就是人口数量很大,人群结构分布很类似,以及大家的消费行为预期、日常生活习惯、商业人文等社会化事件其实有类似的地方。
其次,印度在过去的三四十年的发展里,正好比中国慢半拍到一拍的距离。这对于中国企业是非常有优势的一件事情,很多东西可以在印度市场直接复制,比如一个成功的商业体系,可以迅速在印度重建一套,如果能搞定当地的社会文化和产业资源,那么从商业模型的结构,相似度是非常大的。
第三,印度离中国较近,管理半径相对容易,以及因为成本低、市场大,从商业经济体量上印度市场很划算。
这样的潜在价值,让中国互联网企业早在2015年左右就开始在印度市场拓荒,从电商到手机厂商到应用服务,再到直播短视频热潮,越来越多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去印度市场寻找商机。
另一方面,从投资价值来讲,印度市场没有中国那么发达,还在成长过程中。“有很多市场都处于蓝海,很多市场都属于增量市场,不是存量市场竞争。 ”杨歌表示,印度市场总体来讲还是很诱人的,中国很多中资型企业早就开始往海外做布局,印度印尼是非常典型的市场。
当然,印度市场亦是把“双刃剑”,在具备价值的同时,仍存在众多局限及不确定性。
APUS在印度深耕超过5年,创始人兼CEO李涛在接受新浪科技专访时表示,印度市场本身是一个ARPU值(每用户平均收入)极低的市场,“我们所有人都在赌他们的未来,但是我们在印度市场深耕了5年之后,对印度市场有一个特别深刻的认识,就是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,印度整个互联网发展速度也很快。但是要想改变一个国家整个互联网发展的成熟度,不仅仅是简单建设好基础设施就行,其中还有众多发展要素”。
在李涛看来,决定印度互联网发展的第一要素是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,老百姓的消费能力,第二要素才是通信基础设施。他认为,印度现在的通信基础设施比中国落后很多,其人均消费能力基本上还停留在500元每月。“这跟中国比起来差太多,所以当时有一个判断,我们认为印度市场从用户的增长上来说是个很大的市场,但是从商业化上来说,可能在未来5年内,都不大可能会成为一个特别主要的市场。”
此外,印度市场虽然用户很多,流量也是存在的,但是流量价值极低。
李涛表示,从获客成本来看,在美国获客,人均用户的成本约2美元,但是在印度,人均只需要2分钱。“印度的用户量虽然很大,但是并不能够真正对商业贡献很多,简言之,它的商业回报贡献率太低。”
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,2019年,APUS调整发展策略,将重心转向了发达国家,包括美国、欧洲、日本、韩国,以及中国。
发展之势:收割未到,暂停已启
59 个App被禁,各家出海企业难免蒙受损失。
对于APUS而言,所受影响相对较小。李涛透露,禁令开始具体实施后,APUS品牌的产品在印度几乎不能使用,首先是Google和APP Store下架了所涉及的中国应用;其次,运营商把域名给封掉,很多应用在印度都完全不能用了。不过,好在公司海外市场核心早已转移。
目前,印度禁用名单上的App已无法从印度Google Play和Apple Store下载。印度当地运营商也同步开始限制应用访问,早先已下载这些应用的用户使用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。
相比之下,TikTok等头部应用受影响就比较大了。
一直以来,印度市场都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的重要目标市场。以TikTok为例,据SensorTower数据显示,2020 年上半年下载量近 6 亿次。排名前三的市场为印度,巴西和美国,分别占 27.5%,9.6% 和 8.2%。
分析称,印度禁令可能造成字节跳动60亿美元损失。字节跳动官方对于在印度市场被禁用一事暂无回应,但据外媒报道,TikTok母公司字节跳动签署了印度新办公室的协议。可见印度市场对字节跳动的重要性。
近几年,国内互联网公司纷纷布局海外市场,全球化成为必争之地。2019年左右,国内互联网公司从全球化向本地化转变,比如字节跳动、猎豹等公司开始在海外建立本地团队,深耕海外市场。
今年3月,字节跳动进行组织架构调整,由张楠任中国区CEO,张一鸣聚焦全球战略发展。这意味着,张一鸣会花更多精力完善字节跳动全球管理团队,字节跳动全球业务被提升到更加重要的战略地位。
TikTok还引入多位外籍高管,进行业务调整,突出与海外市场本地化联系,以适应海外政策。甚至有外媒称,为破困局,TikTok总部或将移至海外。
不过,虽然各大企业全球化在加速,但真正的收割期还未到来。
此次封禁,也意味着国内互联网公司在印度市场的跑马圈地被按下暂停键。
封禁之殇:赋能受阻,两败俱伤
“刚做到这个高度,就被封掉了,还是蛮可惜的”,在接受新浪科技采访时,杨歌感叹道。他表示,另一方面也说明目前全球的国际压力是非常大的,包括增量空间的有限度,资源和外交上的紧张度。
“从经济和商业运营上看,肯定会一定程度或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出海的趋势和信心,还有从实质的回报率计算上,也会受到一定的打击。”
杨歌认为,即使形势严峻,但有一点非常明确——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扩张,以及国际形势的复杂度,实际上是不可避免以及不能减弱的一件事情。
“即使国外形势带来再多的压力,中国企业这时候走向国际化,也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。外界的各种压力,不会从主观意愿上阻碍中国企业整体出海发展国际化的地位,即便很难,但还是要出海。”
在其看来,中国现在变得很强大,也必须要想办法,主动、自发性地进行国际化融合,这件事情它的意义非常大。“这也是在未来20年建立国际关系很重要的一点。”
李涛在分析该事件的影响时认为,印度封禁事件,对于手机厂商等硬件企业,可能有较大的影响,而对于中国大多数出海企业的影响,其实在未来的2到3年内,影响都不会很大。“因为今天中国所有去印度市场的企业,核心都是为未来做准备,先来拿用户,不是为了马上盈利,在印度市场可能就是赔本赚吆喝,赔着钱经营这个市场。”
他用中国通讯的发展史比喻该事件。
“二三十年前,中国的通讯很落后,诺基亚、爱立信等外企进入中国,通过各方努力,中国通讯事业飞速发展。如今的中国互联网出海印度,其实就是当年的’诺基亚、爱立信‘,中国企业是去帮助他们搭建体系并且逐步完善”。
“甚至可以说,没有中国互联网出海,印度的互联网产业可能停留在中国5年前的水平,而我们这些企业,去赋能并让印度产业加速发展,差距从5年可能缩小至了一两年”,他认为,如果此时中国互联网团队撤离,可能印度市场互联网生态也会因此停滞。
相比较商业本身的影响,李涛担心的点在于:印度对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动作,会拉开一个“负面样板”,导致其他国家效仿。
“严重的话,会引发技术保守主义或技术孤立主义。互联网最大的特点是开放、自由,而这次事情对于印度来说,其实是阻碍了技术的脚步,我觉得这是是对中国互联网公司最大的风险,因为全球化动力最足的是中国,中国也是全球化最大的推手。”
仿品之效:本土滋生,水准堪忧
自印度禁中国App后,印度市场一窝蜂出现了多款模仿或试图替代它们的应用。仅TikTok“山寨版”App就有数百款。印度政府也在扶持很多同类型的本土App。
那么,印度市场能自主培养出本土的“TikTok”或者“微信”“QQ”吗?
李涛告诉新浪科技,中国互联网企业进入印度市场的时候带了四样东西:产品、技术、商业模式和钱。产品是对印度市场本土企业有很大的挤压,但是技术、商业模式和钱都是他们迫切需要的。
虽然TikTok下架后,印度本土一下出了几百款模仿它的产品。但是李涛认为,印度今天整个产业就是处在8、9岁的状态,“现在老师没有了,不一定能成长得更好”。
此外,从印度本土的人才情况来看,或许也并没有很乐观。
据一位业内人士向新浪科技分析,印度的程序员基数很大,因为印度的母语之一是英语,他们学习编程有着天然的优势,印度政府也非常重视编程教育,在初高中就设立了编程基础课程,基于印度庞大的人口基数,成千上万的程序员被“流水线”式培养出来,所以印度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IT外包国家。
有数据显示,印度人口有13.24亿,程序员占总人口的0.2%,约270万人口,在印度这个国家, 是一个很高的数字。
但是,被流水线生产培养的,大部分都只能叫“技工”,并不能称为程序员,所以整体来看,印度程序员的水平不高,甚至可能支撑不了印度企业的网络需要。
据悉,在美国工作的印度程序员或工程师,与在印度本地的程序员有很大区别。印度裔程序员在美国发展迅速,现在的硅谷,一些公司从管理层到普通层,都有不少印度程序员。
“印度没有培养顶尖互联网企业的土壤和氛围,印度那些顶尖人才都跑去硅谷了。比如微软总裁、谷歌总裁,都是印度人。”上述业内人士表示。
李涛也坦言,印度老百姓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,大部分人是文盲,印度能够正常书写的人,大概不到2亿人。
在这样的一个市场,互联网的普及可以让用户非常低成本获取资讯、教育。
李涛表示,中国互联网企业把中国成熟的产品、技术、商业模型复制到印度,首先意味着给企业自己找到一个庞大的蓝海市场,会获得商业回报;其次,对印度本土的互联网生态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;第三,对印度的用户是有很大的启蒙和教育作用。
“而且今天愿意去印度做这件事情的,客观来说中国企业动力是最大的、最强的。相比较而言,美国企业大概率不大会去印度来干这件事情,没有那么大的动机。”李涛说。
破局之道:向势而动,静待转机
那么,接下来,中国企业在印度市场该如何破局?
“只能向势而动,即根据国际关系和外交的发展情况走势,去做自己的布局。 ”杨歌表示,一些在印度有业务布局的企业,更多确实开始向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转移。但相对来说,大的企业要转移更加艰难。
此外,一些中国企业或者是中国的投资机构,对于印度初创企业有投资布局,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。印度官方害怕中国的资本控股或者入股。
不过,李涛认为这个事可能还是存有余地的,“因为中国在印度大概起码有几百家公司,上千款应用。印度这次主要封杀了几十款头部应用,剩下的没封杀。”
据其透露,在产品被禁用之前,印度政府方面的人员提前告诉APUS团队这个事情,并留了联系方式,方便后续沟通。
李涛建议,封禁事件发生后,一方面企业需要采取技术措施,来保证用户可以正常使用产品;另外一方面要及时跟印度政府进行沟通。
现阶段,形势复杂,更多的企业只能等待变化的到来。客观来看,外界主张企业放弃印度市场或者鼓励企业迎难而上,都是不负责任的。没有人知道,在当前的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下,企业的成本会增大多少,可行性会降低多少。
他们,只能向势而动。